晚明的政治形势可以用一摊烂泥来形容。帮助皇上的官僚和那些捍卫正统的士大夫总是受到排挤与打击，除非皇上再次遭遇危机，那些有能力的官吏才有可能回到他们应有的位置。这类典型的政治案例表现在东林书院的命运。万历三十二年，被朝廷革职多年的顾宪成在朋友和士子们的协助下，合资修复了宋儒杨时的祠堂，他们建立书院用于讲学论道著述出版。这些学者——重要的领袖还有高攀龙——开办书院的目的是矫正王阳明心学的空疏，尊重儒学经典，准确理解孔孟之道的精髓，不要因为误读而使儒家思想的传播与运用偏离正轨。尽管书院坚持“自今谈经论道之外，凡朝廷之上，郡邑之间是非得失，一切有闻不谈，有问不答，一味勤修讲学”的原则，但是，这种在思想与理论上“重振道德”的风气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朝廷阉党奸臣的政治地位与缺乏德行的跋扈，加上东林书院的部分活跃分子在天启初年进入政坛，与朝廷邪恶势力有了更为直接的冲突与较量，矛盾越发陷入尖锐，被各类庸官无能的人拥为“千岁”的阉党首领魏忠贤指使亲信编制《东林党人榜》共列三百零九人[1]，让全国各地将东林学人视为一个在政治上对朝廷具有严重威胁力量的帮派势力，最终，由于宦官专权行事，皇帝昏庸无能，那些希望维护国家利益、辅佐朝廷的正人君子被逐一绞杀，这个历史事件清晰地表明：仅仅维系所谓儒家思想的正统对维护正义与消除邪恶的事业是无济于事的。
满人的扩张当然加剧了明王朝的危机[2]，但朝中能干事的官吏即便是有机会上奏寻求改革，也很快又因为宫廷政治的博弈而败下阵来。虚弱的明朝先是受到李自成军队的重创几近崩溃，之后，满人在明朝将领吴三桂以及其他一些官吏的支持下，打败了李自成。当清军进入北京，耶稣会士的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并没有离去，他在天文和科技方面的知识使得他被多尔衮任命为钦天监监正，之后他成为顺治的朋友，并为朝廷修订全国历法。实际上，汤若望在明朝的1638年就获得了皇上赐予的“钦褒天学”牌匾，以表彰他在天文学方面的贡献，现在，他继续获得清政府的信任，其地位以及获得的威望达到了可以保护其他传教士的程度[3]，这说明，作为工具理性的知识从一开始就可以为任何一个皇帝所利用，这种情况直到今天都是如此，而这又事实上为与科学和技术相关的外来文明的存留提供了连带机会。直到18世纪的来临，人们已经能够在文学艺术中轻易读到外来文明的影响，并且丝毫不会感到不适，例如在孔尚任（1648-1718）的《桃花扇》里，那些看上去细微的变化就具有从未有过的性质。
西洋白玻璃，
市自香山澳，
制镜大如钱，
秋水涵双窍。
蔽目目转明，
能察毫末妙。
暗窗细读书，
犹如在年少。
也可以说，前朝似乎都是后朝的镜子，历史都是一种重复，数千年的中国史也是一部改朝换代没有穷尽的历史，清王朝的建立是最靠近辛亥革命的例子[4]。1662年，最后一个称王的明皇室后裔被满人用弓弦处死，早在1644年就占领北京的满人开始了他们的完全统治，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改朝换代的重大事件。但是，基于统治的目标和有效性，清王朝很快就恢复了明朝旧制，例如重新实行科举制[5]，这表明了儒家思想及其隐含的文化传统得以延续，结果，在之后三百年的统治中，清王朝事实上仍然是之前已经建立起来的中华文明的维护者与巩固者：多尔衮之后的顺治皇帝对汉族小说和戏剧赞叹不已，康熙——他被顺治确定为清王朝的继承人据说也听取了汤若望的意见——无疑是“四书五经”的忠实读者，他为了让汉人能够心甘情愿地服务于新朝廷，十分认真而恭敬地学习儒家经典，作为皇帝，康熙竭力让汉族知识分子和士大夫理解他也是汉人文化传统守护者中的一员，似乎也在维护正统的道德秩序——尽管清政府始终在努力保留满人文化和他们的宗教[6]。
没有任何重要的事件具有彻底改变历史的力量。在清军占领北京之后，大量的知识分子通过参与反抗、拒绝合作甚至绝食、自杀的方式来表明他们对正统的坚守。少数哲学家记录历史、著书立说，试图寻找改变现实甚至改变历史的路径：王夫之（1619-1692）对王阳明（1472-1529）“心学”的批判以修正时代的道德；黄宗羲（1610-1695）分析朝廷权力的重新分配并强调道德力量的重要性；顾炎武（1613-1682）希望人们重新认识古代学术遗产，找到真正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排除学术争执不论，人们的确称赞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思想，他的思想的确影响到了不少后来者，可是，“知”与“行”的范围并没有根本打破儒家的藩篱，使“思想界之气象又一新焉”（蔡元培）的学说并未构成改变社会制度的颠覆性理论[7]。人们被反反复复提醒：如果个体的力量不能够改变这个社会，就应该在自己的内心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调整内心具有第一位的重要性，以至于社会结构的改变仍然局限于朝廷内部的政治变迁，辅佐皇帝的知识分子总是在无休止的宫廷政治斗争中不是被打击流放就是隐逸山林。的确，数个世纪以来就有卷叠浩瀚、不可胜数的考释、注疏来解释孔子、孟子的“四书五经”，但中国基本的文明与政治结构并没有明显变化。良知、道德是儒家学说的中心论题，可是，对良知与道德的解释总是随着权力的更替而有不同的修正，至少如何安放良知或实现道德的守持有说不完的理论，直至乾隆时期考证风气的盛行，学者们阅读汉代（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的经典文献，以为在那些有可靠典籍支撑的注疏中可以重新发现真理，达到辅助皇帝安邦治国的目的。
中国人一直有“康乾盛世”的说法，是说从康熙到乾隆年间，中国处在一个历史的鼎盛时期。从1669年开始自己的统治起，令康熙感到自豪的功绩有平定三藩（1673-1681）、1683年通过降清的郑芝龙原来的将领率舰队进攻台湾直至收复、两次进攻雅克萨的俄国军队致使维持至今的两国边界的《尼布楚条约》的签署；由于《尼布楚条约》奠定的基础——边界的划分和与俄国的约定，康熙有了精力和信心打败准噶尔部动乱的首领噶尔丹（1696年），这为清王朝对西部的控制提供了基础，之后乾隆安排军队扫清准噶尔残部（1759年），实现了对新疆的彻底控制，并在那里设立了行政管理机构。乾隆晚年的政治事务大都是处理对外征战（缅甸、越南、尼泊尔）和民间社会的反清叛乱（王伦、回民叛乱、白莲教[8]），直至1796年退位，乾隆朝的境况被他的宠臣和珅及其上下官僚弄得声名狼藉。需要提示的是，直到鸦片战争爆发之前，清政府都完全没有像他们的先人始终努力对待西部种种问题那样将精力与用心放在来自海洋的问题，对明代已经显露的世界格局的急剧变化仍然缺乏足够的意识。的确，直至乾隆时期，中国政府也没有一个专门的外交部门来分管与世界的联系，除了处理与亚洲周边国家的事务由礼部执行外，陆续到来的传教士由皇帝的包衣奴仆接待安排，“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始终存在于中国皇帝的脑海里，似乎中国之外的边缘之国（蛮夷所在地）没有什么需要慎重对待和值得动脑筋的。
至清代，中国与欧洲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仍然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历史过程，基本说来，与明朝一样，清政府对海外贸易没有什么兴趣，就正如中国仍然保持着对任何外来文化不予重视一样。在外来贸易诉求不断提出时，清政府保持着过去的基本态度，“加惠远人，抚育四夷”，始终没有表现出积极更不用说平等的姿态。之前，如果葡萄牙和西班牙不接受朝贡国的地位，就不可能与中国建立贸易关系，荷兰人如果没有在17世纪中叶帮助康熙平息在东海岸进扰的郑成功，也不会获得贸易的机会。之后，英国商人也来到中国，请求通商。1680年，清政府废除海禁政策，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逐渐扩大，这促使了控制价格调节利益空间的公行的出现（1720年代）[9]，行商们甚至也接受政府的指令具有外商在贸易过程中缴纳商税的担保功能。口子被拉开，当然会越来越大，于1600年建立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拥有东印度贸易垄断权的国家许可，其贸易的范围与规模非一般商人可比，他们当然不满意清政府被动贸易的种种限制政策，何况在与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总是不能够享受到他们认为理所当然的国际间贸易应该共同遵守的规则，腐败、行贿、冲突、抱怨时有发生，贸易逆差的出现导致英国商人开始将鸦片带入与中国的贸易中——这为后面的致命冲突埋下种子。无论如何，英国人决定破除仅有单一口岸并在贸易活动中受到种种限制和腐败勒索的广州体系，决定与中国政府设法建立符合新的世界秩序的贸易关系。1792年9月从伦敦起程的马尔嘎尼使团代表英国试图以世界强国的姿态准备借乾隆皇帝生日庆典之际与中国谈判，目的当然是保证英国的生意与利益，实现与中国贸易的扩大。可以肯定的是，直到这个时候，清政府对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仍然没有什么兴趣，对英国的贸易需求仅仅表示出形式上的礼貌，使团秘书斯当东回到英国于1797年完成写作出版的《英使觐见乾隆纪实》对此有生动的记录。[10]
斯当东在书中描述了为什么英国要派遣使节团，“自然它是为了商业的目的去的”（第一章）。之前欧洲人在中国的贸易大致限于葡萄牙、荷兰与西班牙商人。出于利益的原因，这些国家的商人也是英国人在中国进行贸易的阻力，与之同时，中国对英国的确也知之甚少，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政府一开始要求英国使节团必须接受三跪九叩头居高临下的等级礼节的基本原因之一[11]。
无论如何，乾隆皇帝对英国人的到来表现出了自大与强势，他对可以从海上安全到达中国海岸配有六十四门大炮的英国军舰所隐含的科学技术水平完全缺乏敏感性，由于清政府的自大态度与短浅的眼光差不多延续到了19世纪末，所以，即便本书是“简史”，也要在这里将乾隆对乔治三世的一道敕谕中的一段话记录下来，提示此时中国面临的危机：
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亲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所亲见。然从不贵其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是尔国王所请留京一事，于天朝礼制既属不合，而于尔国亦殊觉无益。[12]
使团没有实现来到中国的目的，马尔嘎尼非常愤怒，他用“陈旧、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来形容这个时候的中国。
注释：
[1] “党”（factions）为政敌加在东林学人头上的名称。在1894年中兴会产生之前，中国无政党(parties)一说。历史上有“党锢之祸”（东汉）、“牛李党争”（晚唐），“新党”、“旧党”（北宋）或“伪学逆党”（南宋）之说，但都是“帮派”、“团伙”的意指，不是“政党”的含义。在《东林党人榜》发行的同时，还先后出现了《东林点将录》、《东林同志录》、《东林籍贯录》以及《盗柄东林伙》，目的都是勾勒“东林党”范围以便有机会捕杀。
[2] 历史学家将今天东北地区视为满族的故乡。其起源，被认为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肃慎以及后来的挹娄、勿吉、靺鞨和女真。《左传》记载：“肃慎、燕、亳”为周代的“北土”。直至唐代逐渐形成数个部落。开元十三年（725年），唐朝在黑水靺鞨地区设黑水府，授黑水靺鞨各部首领都督、刺史等官，并置长史监之，赐姓李氏。这意味着这里实为唐朝统领之地。五代时，黑水靺鞨改称“女真”，一直沿用到明代末年。辽代，女真人（生女真中的完颜部）在首领完颜阿骨打的领导下，起兵反辽并建立金朝。后与北宋联合灭辽，进而取代北宋王朝，与南宋并立。金朝占领中原地区以后，于贞元元年（1153年）迁都燕京，定居在中原的女真人进一步与汉族融合（蒙古灭金以后，他们被列为“汉人”等级，可见满人与汉人之间的等级相同）。元代，女真人与汉族杂居共处，进一步与汉族融合。明代，女真人从狩猎经济转为从事农业，狩猎和采集辅之。基于地理上的原因，明代对东北的统治依赖于满族世袭部落首领，通过封号和刺激与平衡部落之间的冲突加强控制能力。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起，努尔哈赤统一了建州女真，在之后30年的时间中，努尔哈赤将分散在不同地区的女真各部统一起来。期间，建立了八旗制度，在这个中央化的过程中，满人在制度和文化方面已经开始不同程度的汉化。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大金国，史称后金——以便唤起对历史金帝国的记忆。天命十一年（1626年），清太宗皇太极继位后，改元“天聪”。 天聪九年(1635年)，后金第二任领袖皇太极改族名为满洲——居然是汉人官员给予的建议，以便消除之前作为明藩属的痕迹。以后使用的满洲既是族称，也是地理概念，指东北方向领土（今日之东北），这也是为什么满族在辛亥革命之前称“满洲族”的原因（但这不意味着东北地区的族群限于满族，明朝时期的东北人群实为多元），从此，满族体制脱离部族开始转变为对明朝具有挑战性的政治组织。天聪十年（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大清”。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逐步统一全国，开始了满族贵族的统治，在政治制度上大致为“清沿明制”，但更进一步加强了皇帝对政务的控制，同时在人事制度上执行了满汉有别的民族歧视政策。满族文字被认为创立于16世纪末，可是，早期女真文字是从汉字脱胎出来的表词音节文字，久已失传。16世纪末，努尔哈赤与皇太极分别有“老满文”与 “新满文”的改造。清中期以后，满族基本上使用汉语北方方言，满语限于旗人内部和旗籍官员在特定场合的使用，直至逐渐消失。
[3] 到了1650年，耶稣会副省阳玛诺神父（Manoel Dias,Junior,1574-1659）这样写道：“我们但愿有一百位汤神父。不管我们离他有多远，他都能如此真诚地给我们以帮助。只要我们说，我们是汤若望的同伴和兄弟，就没有任何人胆敢对我们说一句反对的话。”尽管如此，宫廷政治是如此的残酷多变，汤若望在生命的最后受敌视天主教的杨光先和摄政大臣鳌拜的迫害，被判凌迟处死（幸而被顺治母亲等人拯救）。
[4] 一些清史研究者更愿意将清朝视为不同于前朝历代的特殊朝代。但是从制度（秦汉政体）与文化（以儒家为主体）的延续性上看，即便清朝的疆域是明代的两倍，人口增至近5亿，族群较之过去更为丰富多元这类事实，也不能够说明与之前的朝代有什么根本性的差异。
[5] 作为国家选取人才的路径和方法，科举考试制度起于隋朝的“开科取士”，在唐代得以雏形，分常科与制科，于宋代获得了系统的发展。到了明代，建立乡试、会试和殿试三级考试。科举制度因为不论出生门第，一切以考试成绩为准取得不同级别的进阶资格，为普通人能够入仕各级政府提供了机会。由于科举内容限于儒家经典的背诵与重复，考生“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宋代，王安石说：“今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科法（进士科）败坏，人才致不如古。”明代开始，以八股文为考试题目，考生的思想受到严重的规范和禁锢。顾炎武说：“八股之害，等于焚书。”“此法不变，则人才日至于消耗，学术日至于荒陋，而五帝三王以来之天下，将不知其所终矣。”至晚清，陈陈相因的言辞与做法加上西方文明的进入对传统文化的冲击，科举制度在培养适合国家与社会需要的人才上的无效性暴露无遗，终于1905年宣布废除。
[6] 雍正时期，在与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1689年）的补充条约《恰克图条约》（1727年）里，甚至特别规定鼓励居住在北京的俄国人学习汉语。历时十年编撰完成的《四库全书》（包括3450部著作，存目书籍6750钟，佚书36000种）正是在乾隆的命令下完成的。
[7] 王阳明为15、16世纪对后学颇有影响的思想家。在他之前有宋代理学在重新解释儒家经典，王阳明希望再次修正人们对经典的理解：他说心与自然是一体的，强调心的启发性，即仅仅靠内心的领悟就可以得理，比如他说：“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这样，先贤的文字就不必一一遵循。与程朱理学受佛老影响忽略行动不同，王阳明强调知行合一，今天翻译一下可以表述为心的所知也包含经验与行动，否则是不完整的。意思是：想吃饭就是“意”（欲食之心），必有吃的行动跟随。“心”本身就有自决、自善、不求外助的能力。这样的观点，对行动给予了明显的强调。古代知识分子总是会讨论如何成圣的问题，王阳明较之朱熹等人来说，多少注重了实践对如何成圣的重要性。但对王阳明的文本进行仔细的研读之后，会发现：他所说的“知”，不是一般的信息获得，而是有关“道”——真理——的智慧，这样的观点当然很容易回到形而上字词义辩的无休止讨论中。知为普遍性的东西，行是具体的，于是，“知行合一”这句话还是需要根据我们的心去重新理解。所以，王阳明与程朱等人的学说一样，大致就在儒家传统中，没有跑出。这就是为什么从文化传统上讲，儒家传统思想不能够解决17世纪之后出现的新问题的原因。一种政治制度的内因与文化传统有关，而当一种政治制度不能够解决社会变化中出现的问题时，就只有等待新的文化力量来影响。就中国而言，由于外来的新文化与传统文化不匹配，而由传统文化所维护的政治制度又缺乏调和与重新分配资源的机制——皇帝与掌权官员的个人趣味与能力不属于制度安排范畴，就自然会产生冲突，这就是我们后面要讲述的历史问题。
[8] 1744年，山东爆发由医生王伦领导的起事，叛军成员大多为普通民众例如农民、船工、车夫、鱼贩、油贩、豆腐贩、僧人、艺人、无业游民。这些成员的组成表明了不满情绪蔓延，社会生活普遍面临危机。1780年代在甘肃爆发的回民起事，两次起事的主因并未明显表现出是民族隔阂所致。1790年代爆发的白莲教起义则与政府腐败无能、官员肆意渎职、运河淤塞、粮仓空置、社会无序、民不聊生直接有关。
[9] 开放广州贸易之后，广州关西一处开辟外国人居住地，居住的房屋被称为“夷馆”（蛮夷居住的建筑），房屋租自行商，外国人的行为与活动空间受到限制，夷馆里的外国商人叫“夷商”。中国人只有被户部批准的特殊商人被允许同“夷商”交易，这种特殊商人叫“行商”（hong merchants），他们之间又组织了同业公会的组织，叫“公行”，以此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在中国地方政府与外国人之间担当交易的中间角色。需要注意的是，行商大约在万历时期（1573-1619）就已经出现，那时就有36个行商与14个国家从事贸易活动。到了明末下降到13个行商。基于商业利益，行商与洋商之间通常合作很好，有时还相互帮助，双方之间保持了值得称赞的商业信誉。
[10] 在概述的第十四章里，作者写道：
特使在关于发展两国商业对中国有什么好处的问题上谈得非常委婉，因为：中国目前并未感到以货易货从欧洲运进产品的必要；中国从印度得到的棉花和稻米的供应，中国几个省份自己也同样出产；中国从英国输进生金银，有时会因此而使国内日用品涨价；英国军舰可以帮助中国剿灭海盗，但中国的内河航运非常安全，对此也并不感到需要。中国一向自认为是天府之国，可以不需要对外贸易而自足自给。中国通任何外国的贸易，绝不承认是互利，而自认为是对外国的特别恩赐。特使志在谋求两国贸易，即使中国人说成是对英国的恩赐，他也在所不惜。和中堂很客气地回答说，在特使留住中国期间，这个问题还可以从长计议。（斯当东[Sir George Staunton]:《英使觐见乾隆纪实》（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EROR OF AHINA）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312页。后面如无特殊标明，均引自该书。）
[11] 斯当东写道：“在中国人看来，英国这些鲁莽的冒险家们（指前述1634年英国商人在广州的一次经历和与中国发生的冲突——引者）似乎是一群没有国籍的人。过去从来没有英国人由于好奇或者传教而到中国来，为本国争些好的印象。关于英国的一切，中国人都很少知道，即在英国开始到广州通商之后，很长时间中国人一直用一种轻蔑的名词——红毛人（Carotty-pated race）——来称呼英国人。”（第一章，第5页。）
[12] J.L.Cranmer-Byng编：《访华使节：马尔嘎尼勋爵日记，1793—1794》伦敦1962年半，第340页。转引自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追寻现代中国》(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版，第140页。不过，有关此次“礼仪”之争的辨析，也不必从“先进”或“落后”的角度去看待，互不了解对方是发生冲突或看法不一致的重要原因，而事实上双方在这个问题上都做了必要的调适。事实上，康熙时期出于疆域明确与稳定的原因，并没有将俄罗斯作为藩属国看待，并且各自的使者都在对方的帝王面前行使了对方要求的磕头礼节。